美国年轻人新常态:回到家乡在家吃,蹭房住,不去大城市

发布日期:2022-08-14 06:16    点击次数:213

《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去年全国超1,400万人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其中北上广深平均通勤9.4公里。

面对通勤时间与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的大城市,一些人选择回到家乡,那个自己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最近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美国80%的年轻人如今仍然居住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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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并没有离开家

在我家,长途搬家是常态。

我的母亲出生在夏威夷州檀香山,从小在那里长大,在大萧条期间,她的祖母从安大略湖湖畔的纽约北部小镇搬到了那里。等到母亲成年后,便同我父亲一起离开夏威夷去了新罕布什尔州,我和哥哥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问了,“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宛如仙境的夏威夷,搬去冰天雪地的新罕布什尔州呢?”我和我哥哥小时候听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了。

我的父母相识于夏威夷,但我的父亲出生在法国,我的祖父出生在北达科他州,是一名职业军官,所以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从小就辗转于法国、比利时、旧金山、德国和檀香山等地。

我们家算是个特例,但如果你也生活在美国,你会发现这种人口流动似乎很正常。人们往往在一个地方长大,然后去几百甚至几千英里外的城市上大学,之后再搬到大城市找工作。

但如今这种常态已经悄然改变。哈佛大学的本·斯普林·凯瑟和纳撒尼尔·亨德伦以及人口普查局的索尼娅·波特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深入研究了离家的年轻人。最终的发现是:年轻人并没有离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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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人居住在500英里以内的地方

研究人员发现,30%的美国人26岁时居住的地方和他们16岁时居住的地方一样。而58%的人居住在距其十年前住所不到10英里的地方;80%的人住在离原住所不足100英里的地方;90%的人居住在500英里以内的地方。

正如本文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调查结果中显示得那样,大多数人们更倾向于留在家乡,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尽管到处都有“城市人口转移”的说法,但事实上,美国境内的常住人口流动性多年来一直在下降,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虽然斯普林·凯瑟、亨德伦和波特并不是初次提出人口低流动性问题的人,但他们的数据分类十分细化。从地域来看,他们着眼于“通勤区”,或者说是区域劳动力密集的城镇地区。例如,纽约州的长岛和威彻斯特县。

事实证明,我长大的地方只有1%的人像我一样搬到了华盛顿,但华盛顿仍然是仅次于波士顿和纽约的第三大人口流动目的地。

调查对象涵盖了1984年至1992年间出生的年轻人——即千禧一代。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更年轻的群体中,这种在居住地长期滞留的现象也仍然存在。个人理财网站Credit Karma最近的一项调查估计,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的美国人中有29%与父母或其他亲戚住在一起;这种现象在疫情期间激增,在该年龄段并没有上大学的人中,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例也逐步增加,随着之后的美国重新开放而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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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迁移的影响因素

种族与收入水平

正如很多人预料的一样,人口流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和收入。数据显示,平均每位黑人年轻人比白人年轻人少流动60英里,收入水平处于前1%的富家子弟的平均人口流动距离为325英里,而家庭收入在前四分之一的孩子平均人口流动距离为160英里。

这一结果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按理说,高收入人群可能没有理由辗转各地获取额外收入,但结果却显示,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人口流动距离仍然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远,流动倾向更高。

论文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更有趣群体,即家境相对优渥的黑人儿童。研究人员发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黑人年轻人正在推动“新的人口大迁移”,众多人口向亚特兰大、达拉斯和休斯顿等南部城市流动;这一群体搬到华盛顿特区的可能性是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的10倍。

这些数据也为研究人员分析工作机会对人口活动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支撑。如果某个地区的工资突然上涨,预计将会有更多人搬到那里,那么迁移人口的数量在哪个区间内呢?这种度量就称为迁移弹性。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某地的平均工资发生巨大变化,也不会刺激人口流动发生太多变化。研究人员认为,某一地区工资每年增加1,600美元,这是相当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对于低薪行业的人们而言。他们因此预测这样大幅度的工资上涨会导致更多的人搬到该地区,但最终结果却表明,该地区的人口仅会增长1%左右。

住房成本

与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年轻人相比,高收入和白人或亚裔年轻人对工资的区域变化更加敏感,迁移的概率更高。而且他们的迁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人口流动和迁移有很大的好处。亨德伦在之前的研究中曾发现,与那些住在贫困率较高地区的人相比,在年幼时搬到低贫困地区的人一生中要多赚数十万美元。一些激励性举措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保障其生活的可持续性。

但人口的流动还存在重大阻碍,即使在美国境内也是如此。主要因素在于住房政策,尤其是对低收入工人而言。经济学家丹尼尔·肖格和彼得·加农指出,1960年,在折抵住房成本后,纽约律师实际到手的工资比阿拉巴马州或密西西比州等地高出39%,看门人的实际到手工资比其他地区高出70%。而到2010 年,纽约律师的实际到手工资仍然比其他州高出39%,但看门人的工资却比其他地方低了7%。

思乡情结

此外,住房问题并非唯一的阻碍因素。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只是想留在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即使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赚更多的钱,即使大城市的房租降到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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